十　更多神迹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
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
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有时我的由于严重到感觉自己快要窒息，这使我回想起在加护病房里，因为肺部萎缩塌陷，接受呼吸治疗的日子。只是现在塌陷不只是我的肺，还有我的心灵。没有比绝望更使人心灵苦干的。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时候才能复原，或者我还能复原吗？结果，我全然陷入忧郁中。
随着我残缺不全的身体逐渐恢复，我的心灵也需要愈合。我开始这样想：“灵”这个字在希腊文里称为珀纽玛（pneuma）。这个字表示“风”或“呼吸、气息”。这个希腊文字是英文“肺炎”（pneumonia）的字根。为了制服我的肺炎，我必须重新吹鼓起我的肺，同样的，为了压制我灵里的忧郁，我需要上帝重新把祂的气息吹进我的灵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意识到我罹患了忧郁症。在复原期的最初几个星期，我的身体处于一种永不停息的疼痛中，以致我无法集中精神，维持一个念头超过一、两秒钟。
而且，我还要与自己愤怒的情绪对抗。我并没有生上帝的气，尽管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祂要把我送回人间？为什么我必须经历如此剧烈的肉体疼痛？即便疼痛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从我进医院的第一天起，疼痛就一直与我为伴。像许多人一样，我已经学会如何在这样的事实中生存。真正令我心灵不断挣扎的是，我经历过天堂的荣耀和美好，最后却得回到地上。当我比较软弱的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以这样可怕的状态返回人世。许多人活在更大的痛苦之中，但是经历过天堂的人——如果有的话——却少之又少。
我发泄愤怒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医护人员身上，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总在我身边的缘故。在内心深处，我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怒气，不仅是对医护人员，也可能是对我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恢复得快一点？我把复原进度的缓慢归咎于医护人员。在我理智的时候，我了解他们已经尽了力。尽管我心中怀着敌意和烦躁——我相信他们一定感觉得到——然而他们却一直在我身边，不断的鼓励我。
我不要鼓励——我要成效。我要重新恢复健康。为什么我的生活不能像从前一样？我要自己走路，我不要总是依赖别人。
医护人员从不给我明确的回答，这又会激起我新一波的愤怒。现在想起来，我确信他们已经告诉我他们所能做的，但我的病例实在太不寻常。没有人能预知我的情况。事实上，在过程中的好几个星期里，他们甚至不确定我能否活下来，更不必说是否能有明显的康复了。
我变得偏执且多疑——我知道这是不理智的，特别是当我抱怨并强求有更多的护理或增加药物来缓解疼痛时，好像没有一样能满足我意。不掉太缓慢了。他们总是过了很久才回应我按的铃。没有人愿意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这个伊利扎诺夫支架，我还要戴多久？”几乎每一个走进病房的医护人员，我都这样问他们。
“不知道！”这是最常听到的回答。
“但我总该知道一些吧！”最后我说。
“很长很长，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护士或医生会给我的另一个答案。
有几次，我一定要得到答案，所以不断地逼问医生。
“也许几个星期，也许几个月，”他说：“我们无法告诉你，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我会告诉你的。”
理智告诉我，他们已经尽了力。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多少理智。部分是出于疼痛，而大量用药或许也对我造成影响，总之，我不是一个好病患。我很不满意，一直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他们是否知道什么，却瞒着我？他们一定有些事没有告诉我，我有权利知道事情的进展。”
许多夜晚，我失眠躺在床上，心想护士肯定要加害于我。但是我从未想过她们有什么动机要害我。
“可是，他们为何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躺在那儿，充满怒气地想。“还有什么能使我比这样子更痛苦呢？”
答案是“没有！”我忍受着附加的痛苦，不是来自事故后的疼痛，而是来自整个治疗过程。例如：医护人员从我右颧骨切取部分骨头，植入我的左臂时，开了一个六英寸长的切口，又用金属钉把切口合起来。等到拆钉子的那天，他们将钉子一根根的从我皮肤里拔出来。每拔一根，我就痛得呲牙咧嘴，但我还是极力克制，不然我真的会尖叫得把天花板都掀开来。我不记得自己是否有过如此剧烈的疼痛。应该有吧，不过我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折磨。
可怜的护士每拔出一根钉子，就要停一会儿。她的眼神看起来很难过。我知道她意识到这个过程带给我剧烈的痛苦。她是个身材高挑的护士，却总是尽可能温柔地进行护理。“我很抱歉，牧师。”她温柔地说。
“我知道，”我咕哝着：“你也无能为力。”那瞬间，我会重新回到牧师的角色，试图安慰她。我不想让她因我的痛苦而感到为难。
“牧师，你为什么不放声大喊呢？”
“喊了也没用。”
“换成是我，我会喊的。”
“是啊，我敢打赌你会喊的。”我展现了一下无力的幽默。“你会把医院里所有的病患都叫醒。”
我向来就不肯叫喊，也许是因为害怕失去控制。也许我害怕的是，如果我真的尖叫，她和别人都会把我看成弱者。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可能像这楼层的其他病患一样尖叫。每一天，我都会听到从别的病房传来病患痛苦的叫喊，但我及是脚步出啦，相反的，我会屏住呼吸，有时甚至痛得直冒冷汗，但我绝不刻意叫喊。
我知道无论在行为举止或医疗需求上，我都不是最容易应付的病患，但是整形外科病房的护士对我非常亲切，也很同情我。我开始学习体谅她们，而且钦佩她们的奉献精神。我猜她们一定也从我身上看到一些什么。我知道护理人员常常会通融，无论是白天或晚间的任何时候，让那些想要为我祝福的人进来探望我。
不过，最棒的一刻是出现在我离开的那一天。在圣路加医院住了一百零五天之后，我出院了。很显然的，那天医院做了特别的安排，让其他楼层的护士代理我这楼层护士的工作，好让她们可以陪我一起下电梯，一路送我到等候的救护车那里。这些护士曾喂我吃饭，给我换药，替我洗澡，还做了许多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她们爱的环绕，灵我返家那天显得格外珍贵美妙。她们似乎在说：“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你一定要好起来，并且记得回来看我们。”我只能想象，她们看见一个入院时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人，现在竟能出院，这改变是何等的大啊！


尽管我竭力坚持不流露自己的情感，然而在离开圣路加医院之前，数月来剧烈的痛苦粉碎了我的毅力。我彻底崩溃且痛哭失声。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一败涂地，是个窝囊废。我确信自己不可能再有任何好转了。
“上帝啊，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无止境的痛苦，似乎永远也好不起来？”我再次祈求上帝把我带走。我不想再活了，我要回到真正的家乡。此时，对我来说，这家乡就是天堂。
接连几天，我都这样祷告。我常常在精疲力竭中昏睡过去。当我醒过时，绝望又浓浓的笼罩着我。苦境依旧，毫无改变。
事故发生之前，我曾订购一些基督徒流行歌曲，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歌手，譬如“帝国合唱团（The Imperials）”和大卫·密斯（David Meese）最早录制的。伊娃将录音带拿来医院，还带了一部放音机，但我没有兴趣听。
我总是看电视。又一次，我告诉一位朋友：“我看了所有的《妙家庭》（Brady Bunch），每一集都看了不下八遍，我背得出所有的台词。”
一日清晨，大约在三点至五点之间，我再也受不了重播的电视节目，于是决定放音乐来听。一位护士进来，帮我播放了第一卷带子。
第一首歌是“帝国合唱团”录制的，歌名叫《赞美主》。歌词内容是，当我们陷入挣扎之中，感到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需要赞美上帝。凌晨三点钟，躺在病床上听这样一首歌，简直不可思议，但我继续听下去，渴望能得到一些帮助，让我摆脱内心深处的创伤。在第二段里有一句歌词：“当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那些捆绑我们的枷锁就会脱落。”整首歌的中心主旨就是，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要赞美上帝。
就在“帝国合唱团”第二遍合唱唱到枷锁的同时，我低头俯看自己的枷锁——重达数磅的不锈钢架固定着我的手和腿。在经历这次意外之前，我相信自己听过这首诗歌不下一百次，我甚至自己弹奏过。就在这时，这些歌词成为来自上帝的讯息——从高天上直接击中了我。
在这首歌唱完之前，我躺在那里，听见自己的声音说：“赞美主。”
这首歌已结束，大卫·密斯就藉着唱《为了我们》。这首歌的歌词提醒了我，耶稣基督哭泣、受苦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密斯唱道，他是如何终于发现，或者的真正意义，就是将生命的没一部分都献给基督。对我来说，这不是一首新歌，然而在那个黎明前的几个小时内，有一些事情改变了。除了音乐之外，我什么也没听见——没有其他房间传来的呻吟声，也没与走廊里护士的脚步声。我感觉完全跳脱了周遭的世界。
我的心决堤了。泪水顺着我的脸庞留下来，我无法擦拭它们——也不想擦拭，任由泪水流下，无法停止。我嚎啕痛哭，以前从不曾这样哭过。我不确定，但我觉得自己至少哭了一个小时。
渐渐的，抽泣声平息下来，我沉浸在宁静之中。我躺在那里，重担全脱，感到非常平安。那是，我意识到另一个神迹发生了：我的忧郁症不见了，消失了。
我被医治了。再一次被医治。
几首简单歌曲的直接提醒改变了我。“帝国合唱团”提醒我，撒但是一个说谎者。牠想要偷窃我们的喜乐，替换成绝望。当我们陷入心灵挣扎，感到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藉着赞美上帝来改变这种处境。这样，我们生命的枷锁就会脱落。
这些是个鼓励我，也提醒着我，全然活着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将一切所有的都献给上帝——即使是心碎和痛苦，也当献上。上帝是我们活着的原因。
那天早晨，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继续活下去。做这个决定，我没有依靠精神治疗，没有依靠药物，也没有依靠谘商。在我听到这两首歌时，上帝医治了我。绝望消失了，精神上的枷锁也被解除了。我还知道，我所经历的，或承受的这一切，都比不上耶稣所受的苦难那样可怕。
我并非暗示自己反对心理治疗。在我出事之前以及康复之后，我送过许多人去接受心理谘商。但是由于我不愿接受任何心理治疗的帮助，所以上帝用这种出人意料、不可言喻的模式医治了我。
我躺在那里，我的态度改变了。我仍然不知道肉体的疼痛何时才会停止，也不知道我还要戴伊利扎诺夫支架多久，但我知道耶稣基督与我同在。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以一种戏剧化和无法理解的方式把我送回地上，并且活下去。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我自由了。上帝医治了我的思想意念。我的身体还得慢慢修复，但我已经经历了最大的胜利。忧郁再也不能烦扰我。这又是从天上来的另一个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