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清教主义的故事
清教主义诞生于十六世纪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冲击波中。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切断了英国圣公会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在他统治的末期，英国圣公会不再属于罗马天主教，即不再服从于罗马教皇。但它也不是真正的新教，至少在崇拜或教会政体方面并非如此。就像路德时期一样，早期的英国圣公会在崇拜方面保留了宗教改革前的很多习惯，教会的管理也没有改变，只是承认君主是最高统治者。
亨利国王的儿子和继任者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继续对教会进行归正，使其彻底成为新教。然而，爱德华的宗教改革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戛然而止，接任他的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1553-1558年在位），一个坚定的天主教徒。她推翻了一切，让国家的时钟倒退了二十年，使英格兰再次变为罗马天主教国家。然而，玛丽也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把王位留给了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1558-1603年在位），一个政治上极为精明的人。伊丽莎白希望英格兰成为一个统一的新教国家，因此她将英国圣公会建立在自己独特的英国新教思想上。
清教主义在英格兰和新英格兰跌宕起伏的历史
所有新教徒都为看到英格兰脱离罗马教廷而欢欣鼓舞，然而，那些不久之后被称为清教徒的人却不能接受伊丽莎白通过王室法令建立的教会。对他们来说，教会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归正。伊丽莎白认为，英格兰的宗教问题在她成为女王后，很快得到了基本解决。英格兰已是新教国家，英国圣公会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归正，这已经足够了。然而，对于清教徒而言，“伊丽莎白的解决”（主要但非彻底的解决）之法与新教的基本信念完全对立，即有形教会必须不断进行归正，使其越来越符合上帝的话语。
因此，问题不仅仅是主日所呈现的外在情形如何。当会众主体仍然对“因信称义”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时，任何清教徒都不会认为归正的工作已经结束，更不用说已经足够了。仅仅对教会的运作进行归正是不够的，宗教改革还涉及改变个人的生命，不仅要实现外在的新教信仰，更要实现内化的、发自内心的信心和生命。
在与伊丽莎白及其大臣们斗争了几十年后，清教徒开始渴望有一天伊丽莎白的继任者、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能够登上英国王位；他随后的确继位，成为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他作为加尔文教派和长老会教徒长大并受教。然而，詹姆斯严格遵从伊丽莎白的宗教策略，这让英格兰的清教徒们感到失望，越来越多的清教徒开始离开，有的离开了英国圣公会，有的甚至离开了英格兰本土。于是，在1620年，一些热血移民搭乘“五月花”号启程前往新世界。这一举动引起了清教徒的想象：逃离英国压迫的虔诚教徒就像逃离埃及的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也在寻找一片自由的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将建立一个新英格兰，建造一个新耶路撒冷。他们将在那里建立一个得到彻底归正的社会，摆脱过去的桎梏。那里将成为“山上之城”，世界的灯塔。这一愿景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紧随其后。
然而，在古老的英格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开始变本加厉地推行一个明显的反清议程。政治和宗教矛盾日益加剧，直到英格兰陷入内战。在上帝的护理下，就在那段动荡时期，约一百名清教徒牧师和领袖在国会的指示下聚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修订国家教会的信仰告白。他们决定起草一份新的信仰告白来取代旧的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及《大教理问答》和《小教理问答》成为清教徒神学的教义标准，自此以后，数百万长老会成员一直沿用至今。与此同时，查理一世在战场上被俘，以叛国罪受审，并作为罪犯被处死。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英格兰成为了联邦，一直处在克伦威尔家族的保护之下，这也为清教徒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然而十年后，人民又想要一个国王，于是他们加冕了被他们处死的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他恢复了君主制，并以复仇之心接续他父亲的反清议程。他恢复了圣公会制度，强行推行修订后的《公祷书》，并要求神职人员声明《公祷书》中没有任何违背上帝话语的内容，他们将服从在自己的教堂中使用该书。1662年，五分之一的牧师，约两千名牧师因拒绝这一要求而被逐出教会。宣布非英国圣公会的宗教聚集，五人以上的（“非法宗教集会”）为非法。许多人无视法律，但迫害愈演愈烈，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约有两万名清教徒被送进监狱（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班扬，他利用被监禁的机会写了许多书，包括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经典清教徒作品《天路历程》）。
清教主义之死
很快，法律规定，只有遵从英国圣公会的人才能上大学。这对清教主义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尤其牛津和剑桥大学曾是清教徒的神学院和培训基地。由于下一代无法在这些院校接受培训，神学高材生的数量逐渐减少。清教主义毕竟是一场与文字（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有关的运动，因此，当清教徒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时，这场运动的力量也就消磨殆尽了。
学术严谨性的丧失削弱了清教主义与圣经的紧密联系，以至于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先驱者逐渐脱离了三位一体等的基督教基本信仰。这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首先分裂出坚持独立和浸礼的党派，然后是背弃改教的信仰，陷入亚米念主义、神体一位论，甚至更糟糕的是，伦理和道德从正统教义中分离出来。唯独因信称义让位于靠良好品格和善行得救。清教主义堕落为风尚，以体面代替敬虔。
因为清教徒时代消亡得如此缓慢，已至很难确切地说它是何时结束的。没有最后的突发性事件，也没有最后的努力抗争。但是，有太多的人遭到驱逐、禁声和镇压，以至于这个古老的运动发现自己越来越分散，越来越没有领导者，到1700年或其后不久，至少在英格兰再也没有人提起“清教徒”了。有人说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年）是最后的清教徒，但他生不逢时，也就是说，那时清教运动已经结束了。
然而，最难能可贵的并非清教主义的逐渐消散，而是它持续时间如此之久。在教会历史上，还有哪次运动像清教主义这样，如此强烈而全面地追求圣洁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
也许更好的问题是：清教主义如何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活力并相对单一性的？
清教徒传统的延续
虽然英国清教运动作为一场历史上可定义的运动已经结束，但清教主义的信仰和生活仍然是世界上的一股力量。清教主义精神和影响传播到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地方，特别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宗和圣约信徒当中，然后传到荷兰，产生了荷兰进深宗教改革（Nadere Reformatie），并进一步向南影响了德国敬虔主义。从十七世纪末开始，长老宗将《威斯敏斯特准则》从苏格兰和爱尔兰传到北美，后来又传到世界许多其他地方。
后来，清教精神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大觉醒”中再次大规模重现。一个半世纪后，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拒绝了“最后的清教徒”（Ultimus Puritanorum）的称号，原因很简单，他花了大量精力教育和培训牧师，使他们能够继承清教徒的传统，
坚持其基本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教主义的故事至今仍在延续。自经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的一场复兴，在过去的六十年里，随着近八百本清教徒作品的再版，其中许多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全球各地。今天，尽管只有比较少数的人在圣灵的恩典和引领下感受到它赋予生命的力量，但清教徒的信仰和见证在世界上依然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