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与新闻业
我们必须思考基督教世界观对各行各业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不易察觉。例如,当被问到“福音对你从事新闻报道有何影响”时,你可以说“没有,我只是客观地报道事实”。但世上并不存在“没有立场的观点”。新闻报道的选材也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对事件重要程度的判断。正因如此,我们很容易看出每篇新闻报道的编辑策略和偏见:这个激进,那个保守;这一篇过分推崇创新,那篇盲目崇拜财富,这篇又强调自我决断。如果记者狂热追求甚至迷恋成功，那一定会影响其报道选材和行文方式。
故事里面不能没有英雄和坏蛋。优秀记者可以尽量客观地报道事实。但作者对某些事实浓墨重彩、对某些事实轻描淡写甚至按下不表,以及如何搭建故事线索,都服务于作出了善恶假设的叙事背景。只要留心就不难看出这套叙事对故事发展的影响。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新闻业同其他职业一样,具有某种“宗教”属性,有一套“教义”和习俗,由某种“神职人员”贯彻实施。
基督徒记者怎样才能不去同流合污?我认为,基于福音的世界观因其既没有神化也没有妖魔化任何创造,可以通过独特的方式帮助记者在报道和写作时公正客观、摒弃偏见。我们之前讨论过,其他世界观往往厚此薄彼,过分强调这个、轻视那个。因此,持守其他世界观会比坚持福音世界观的记者更倾向于盲目乐观或无端地愤世嫉俗和多疑。
举个简单的例子。危难之时,信奉因果报应的当代世界观很快就将问题归咎于某人某物。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新奥尔良市之后,关于这场灾难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且很快就演变为对海堤建筑工人和联邦政府应对不力的批评。我并不是说城市规划的缺陷和政府机构反应迟缓不值得报道,但指责被造物是人的本能,不符合福音精神。福音告诉我们,是堕落导致了自然和人类的败坏。真正的福音“故事”是救赎和更新。福音记叙体的高潮是奉献和忍耐,而非怠慢。
福音与高等教育
安德鲁・德尔班科的经典作品《大学：过去、现在与未来》(College: What it Was, IS and Should Be)解释了我们文化中的主流世界观如何引致高等教育危机。他指出,旧的世界观(基督教和希腊罗马思想)认为,重要的知识需要由青年一代重新发现和解读,他们仔细斟酌古老文字,汲取人生智慧。今天,我们更多地受到启蒙运动观点的影响,将经验和科学知识视为终极真理。“这种衡量知识价值的方法......对人文学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至少人文主义者在定程度上仍对重新措辞传承真理的方法感兴趣,而非采用革故鼎新的方式推动真理。” C.S.路易斯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德尔班科指出,这种世界观的改变对西方社会的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而人文学科对培养“公民的反思”能力至关重要。他在书中感叹,大学教育对于穷人来说已经越发遥不可及了。为了顶尖大学的少数名额展开的激烈竟争,意味着只有精心准备、接受过私人辅导和入学咨询、得到家庭资助的学生才有机会获得。贫民社区的学生不敢奢望拥有同样的支持和赞助。漸漸地,顶尖教育使得精英阶层得以世代延续,而其他人则被排斥在外。不仅贫困生进入名校越发困难,连中产阶级与顶级学术机构之间的鸿沟也日渐扩大,这些机构相较于普通百姓的价值取向和日常体验而言,显得傲慢且不接地气。形成这种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英才教育”理念(精英制度)——因为这些学生是“最优秀、最聪明”的,所以他们理所应当进入名校。德尔班科在《纽约时报》专栏文章《自命不凡的教育?》(A Smug Education?)中写道,这种指控不无道理——当学生被一流名校录取,相较于未被录取的学生,他们被灌输了优越感,这培养出学生“沾沾自喜、自我陶醉”的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指出,常春藤盟校的创始人是“严谨的新教徒”,他们相信“得救的标志不是高傲自大,而是认识到我们在上帝眼中是何等渺小......上帝施恩于他所喜爱的,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上帝的恩典,而是因为上帝的无限怜悯”。德尔班科自身不是基督徒,他希望我们的世俗文化可以找出一些基本原则,让精英们谦卑下来。他颇具洞见地认识到,基督教世界观可以抑制人们对成功和财富的迷恋,这将极大地促进社会团结。但是现如今,我们文化中的基督教思想——无人配得美好的生活,一切财富、オ干和权力都是上帝的恩赐——绝大部分已经消失殆尽,而“精英制度的阴暗面”比以往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这应当引起所有基督徒教育工作者和从事思想文化领域工作之人的高度重视。或许未来几十年,天主教和新教的大学将成为维护并复兴人文学科的先锋,正如中世纪时期修道院抢救古典文献一样。基督徒教育工作者应被福音激励,不畏巨大的经济压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公平准入。
福音与艺术
艺术界无疑也有自己的偶像。与其他领域一样,艺术家也将经济效益视为终极目标,并顺势而为。总体来说,那些讨好观众的作品往往故弄玄虚、矫揉造作,或是充斥着色情与暴力。有些人不屑于为挣钱而进行艺术创作;他们坚持把自我表现、原创性和自由作为工作的最高准则。但其自义的态度却透露出他们被某些隐含的世界观所支配,而这些世界观都有自己定义的魔鬼、偶像、英雄、正统观念和对救赎的追寻。对公众最不屑一顾的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作说得委婉些——很缺乏美感和带给人希望的力量。
基督教对艺术家的工作有何影响?这足够写成一本书了,还会有续集。一言以蔽之,福音世界观为艺术家(正如为记者)提供了既乐观又现实的独特人生视角。相较于其他世界观,福音几乎是对人性最悲观的。这种情况并不是由某阶层或群体造成的;人人难辞其咎。每个人都有最丑恶的一面,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改变自己,甚至看不到自身真实的光景。但福音基于上帝借着基督所施行的救赎,使我们此时此刻可以由衷欢喜,不仅对天堂有盼望,还可寄希望于物质创造的全面更新。因此,以福音为根基的艺术家既不会多愁善感,也不会陷入绝望的深渊。
例如,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讲述了生命至终是虚空,但我们可以从友谊中得到些许安慰;电影《小猪宝贝》(Babe)鼓舞我们,只要敢于颠覆传统、坚持不解,小猪也能做牧羊犬。这两种故事只要讲述得巧妙,基督徒都可以体会,因为从福音角度看,无论故事是天真烂漫还是愤世嫉俗,总有正确的方面。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的确毫无意义,我们的梦想一再破灭,我们敬重的人有时暴戾偏执,然而善定胜恶。从基督教角度看,这两种故事的共性在于把错误归咎于罪以外的事物,又将救赎寄望于上帝以外的事物,这就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福音故事的丰盛意味着集消极与积极两种世界观之长,将两者织成一幅更大的锦绣,谁也不能主导整幅画面。基督徒艺术家拥有更宽广而平衡的视野,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创作出众多伟大的艺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