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有神论心理学
心理偏见可能扭曲我们的思想，尤其是在富有争议的议题上。恐怕没有什么议题比宗教更容易受到偏见的对待，我们都知道，宗教问题触及到我们存在的方方面面，常常涉及到个体与家庭、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正统犹太教信徒若是跟基督徒结了婚，一定会面临宗教上的问题和压力。节育的天主教徒非常惧怕教会的谴责。哪怕是重获自由的妓女，也会在文化中处处碰壁。俗话说：“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这话是有原因的，哪怕是那些看似跟宗教毫无关系的人，最终也会被宗教影响。为什么呢？为什么连最排斥宗教的 人，也能感受到宗教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人是否具有不可救药的宗教属性？
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有一个经典定义，触及到这个议题的本质。他说，人本质上是一个悖论。人被放逐在两极之间，一边是无限，一边是虚无。人有着野兽般的身 体、天使般的头脑。当人经历到虚无对他的威胁时，可以敏锐感知到自己的光景。人处于存在的悖论中，人既有威荣、又十分愁苦。人的威荣在于有能力思索自己的存在，但这威荣的同时也是愁苦的，因为人可以感知到比目前更好的存在，然而他却永远没有能力实现他所感知到的可能性。
人有能力感知到一种更好的存在状态，大部分关于宗教起源的心理学理论，都以这种能力为理论基础。消亡与虚无的危机导致人盼望一个更好的将来，比现在享受或忍受的光景更好。天堂的观念对于一个愁苦的人来说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天堂里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苦难、没有眼泪、没有黑暗。这种无可否认的诉求，一直是许多反对宗教之人的关注所在。
弗洛伊德的宗教观
弗洛伊德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是个世故的人类观察家。如同许多启蒙运动之前的思想家一样，他也挣扎于宗教问题：如果没有神，为什么会有宗教？弗洛伊德没有查考有关宗教的教科书，而是从人类复杂的心理机制去求解。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给个体施加了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是理解宗教诉求的关键因素。由个体组成的社会中，个体欲求被社会所限制，这种限制是必要的，可以保障群体的生存。没有了社会的约束，人类社群就会堕入弱肉强食的野蛮状态，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为了应对自然的威胁，社会诞生了。“文明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我们免于大自然的威胁。”然而，哪怕是最先进的文明，也不能完全战胜自然界的威胁。
有些自然现象似乎在嘲笑人类统治世界的美梦：大地在地震中可以倾覆和掩埋一切人类生命及文明；泛滥的洪水可以淹没一切；暴风可以将眼前的一切吹倒；有些疾病，我们最近才知道是源自其他微生物的攻击；最终，死亡的密语临到每一个人，没有任何已知的药物可以阻挡，未来也不会有。自然界以这些现象反抗我们，它们强大、残忍而无情。大自然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软弱和无助，我们本以为靠着文明足以逃脱，却终究梦醒。
如果人类文明不能掌控大自然、移除大自然的威胁，那什么能呢？答案自然是将宗教属性投射到自然界。弗洛伊德认为，第一步就是将大自然人格化。
非人格化的力量和命运是人无法处理的，永远超越人类的掌控之外。但是假如这些自然元素是在宣泄自己的怒气，就好像人发怒一样；如果死亡本身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某个邪恶意志的暴力之举；如果自然界处处都有像人类一样的存在，是他们在导致各种灾难的发生——那么我们就可以松一口气，可以感觉不那么神秘莫测，可以用可见的方法来安抚我们的焦虑。我们也许仍旧弱小，但却不再是完全无助而瘫痪，我们至少可以有所回 应。
因此，一旦自然界被人格化，宗教反应就诞生了。有了人格，就不再是非位格性的力量，就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应对了。至少，人格化的存在可以取悦，可以祈求，我们知道怎么取悦有敌意的人，那些方法可不适用于龙卷风。我们可以跟人类仇敌讲理，可以向他们恳求，或是贿赂他们。但人怎能跟洪水协商、跟癌症讲理呢？答案在于将自然力量人格化，或是变成有位格、愿意协商也有能力协商的神灵。
弗洛伊德认为，宗教起源于简单的万物有灵论，最后演变为复杂的一神教，相信存在一个慈爱的神，具有父亲般的性情特征。一旦神成了单一的位格，“人跟神的关系就有了亲密的可能性，就像孩子跟父亲一样”。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父神的意象不仅跟宗教起源有关，也跟人类的罪咎感有关。在《图腾与禁忌》和《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阐释了他的部落理论：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作为首领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之间存在冲突，最终儿子杀死了父亲。这项举动导致这些儿子的良心被罪咎撕扯，只能透过将死去的父亲神格化，敬拜死去的父亲，才能平息罪咎感。因此，弗洛伊德就这样为人类的宗教现象提出了心理学的依据。恐惧大自然、对父亲怀有罪咎感，这就是人类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两个根基。
费尔巴哈的宗教观
十九世纪的思想家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对宗教进行了猛烈批判，不仅针对基督教，而且包括普遍的宗教。费尔巴哈的理论基础是：“宗教是人类思维的幻梦。”在他看来，神学不过是人类学。人敬拜的神明，是高度活跃的人类想象力的产物，不过是人类自我形象的投射。费尔巴哈指出，宗教的基础在于人类与野兽本质有别，野兽可没有宗教。
人有宗教，因为人有自我意识，有进行抽象思考的能力，也可以将抽象的思想投射为理想形态。神就是人投射出来的一个绝对位格，神对人很重要，因为他为人提供了抵达不朽的方法和媒介。死亡是宗教的催化剂，没有死亡就没有宗教。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基督的复活不过是“人类幻想个体存在得以延续的实现，使人立刻确定这种愿景一定会成 真”。8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类神化自我的产物，是人类走向神坛的努力。
人眼中神的形象总是拟人的，也就是说：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我们的神明不过是自我的精神投射。
这就是人的思想和倾向，这就是人的上帝；人类的上帝，其价值与人类相等。对神的意识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对神的知识等于人类的自我认知。透过敬拜的神，你可以认识人，透过人，也可以认识他们敬拜的神。两者是一回事。
费尔巴哈接着说，不同文化的神明形象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皆具有该文化的特征。古代德国的神是一个至高的勇士，荷马时代的神由宙斯统治，因为宙斯是所有神明中最强壮的，荷马时代最崇尚的就是体力。欧洲文化下的神是白种人的形象，非洲文化下的神则是黑人形象。美洲土著的神，其形象和行动都跟美洲土著一样；而牛仔的神则看起来像牛仔，做事也如出一辙。人类的神表达了人的自我，费尔巴哈接着说：“如果植物有眼睛、味觉和判断力，那么每种植物都会宣称自己的花朵是最美丽的。”10 因此，人自己达不到却心心念念的，就是神了。
马克思的宗教观
马克思对宗教感兴趣，不是出于形而上的原因，而是出于他的历史观。马克思接续了费尔巴哈的理论，声称宗教根植于人类的自我和幻想。人试图发明出一个与自我相似的超人，宗教满足了这种幻想，给人带来安慰，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认为，宗教起源是阶级斗争的体现。宗教教义是统治阶级发明出来的工具， 为的是剥削被统治阶级的经济价值。“宗教”统治者们告诉贫穷的工人，贫穷是一种美 德，神明会给他们未来的幸福。勤劳、多产、顺服的奴隶，被允诺了坟墓之外的乐土。穷人期盼着天堂里的未来，统治阶级却靠着剥削穷人致富。工人们失去了物质财产，灵魂却因对未来的盼望而安稳。因此，宗教是为了防止工人阶级起来反抗的必要工具。
无产阶级的处境今非昔比，与旧社会已经完全不同。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他与妻子儿女的关系，跟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已经没有共通之处。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社会对于资本的征服，已经剥夺了所有民族的一切特色，这一点在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是一样。法律、道德和宗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偏见，背后潜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不过是一部分人的卑鄙发明，资产阶级用宗教来保护自己免于恐惧，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
尼采的宗教观
尼采认为，宗教起源于人类对于身陷权力争夺的恐惧，宗教提供了道德基础，同时也束缚着人里面潜在的“超人”。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尼采区分了所谓的“奴隶道德”和“主人道德”。奴隶接受一种提升自己弱点的道德，而主人则支持一种提升自己权力的道德。论到奴隶道德，尼采这样写道：
那些能缓解受苦者生存之痛的品质变得突出，被罩上光环。同情、和善、助人为乐、温暖、耐心、勤劳、谦逊、有爱，这些品质获得称赞。在这里，这些是最有用的品质，也几乎是能支撑生存重担的唯一工具。奴隶道德本质上是实用道德。
尼采认为，基督教就是奴隶道德的缩影。他认为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世界）是自然美德被彻底摧毁的象征。基督教否认并贬低一切自然的美德，是自然伦理不共戴天的仇敌。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是软弱之人的发明，他们没有能力面对一个虚无的宇宙，这样的宇宙没有终极目标，没有终极真理，没有终极意义。宗教象征着平和、约束（以希腊神明阿波罗为代表），战胜了权力和能力（以迪奥尼索斯为代表的），象征着人类英雄意识的失丧。
看哪，我将超人教给你们！超人就是地球的意义所在，让你的意志高呼：超人应当是地球的意义所在！兄弟们，我恳求你们忠于大地，不要相信那些宗教人士兜售给你们的超自然盼望！他们是毒害你们的人，不管他们是否自知。
因此，按照尼采的观点，宗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软弱的人需要宗教。他论到基督教说：
在我看，来自旧欧洲的大部分人如今仍旧需要基督教，基于这个原因，还有人信仰基督教。对人来说，一个神学教条即使被反驳一千遍，只要他还需要它，就会按照圣经所说的“大能的明证”，一再接受它是“真的”。
这些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弗洛伊德、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尼采，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宗教的心理学起源，即宗教起源于人类的某种心理需求。对大自然的恐惧、愿望的投射、罪咎感和焦虑感的舒缓、对经济革命的恐惧，对虚无的恐惧——这些都被标注为人类求助于宗教的心理因素。在一个充满敌意又冷漠的宇宙间，孤零零地生存而缺乏保护，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所谓“需要是发明之母”，同样适用于宗教。
从更当代的视角去看，逝世于 1970 年的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进一步总结了“愿望投射”宗教观，认为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宗教的起源问题。他在《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中写道：
我觉得宗教信仰主要是基于恐惧。一部分是由于对未知的恐惧，一部分如我方才所说，是渴望有位长兄之类的人物，在一切麻烦和争执中支持自己。恐惧是宗教的基础—— 对神秘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恐惧是残酷之母。残酷与宗教永远携手并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情形，因为恐惧是此二者的基础。今天，我们刚开始了解事物，刚开始借科学之助控制事物，科学一直在一步一步地向基督教、向教会、向一切古老的观念进军。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困扰人类世世代代的卑怯的恐惧，科学可以教导我们， 我们的心也可以教导我们，我们不必再四处去寻求幻想中的支持，不必再捏造并无其人的盟友，我们宁可脚踏实地，凭自己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一个比教会构筑的今生与来世都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这些心理投射中，任何一个都足以解释宗教的起源。然而，要证明它们的确是宗教起源的原因，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宗教起源问题并不能由心理学家或哲学家解决，这个问题终极意义上是个历史问题，而非心理学或哲学问题。心理学家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关于人类心理的数据信息，让我们看到人类的心理确实喜欢投射。心理学家可以给出人发明宗教的一系列潜在的心理因素，然而指出人类可以做什么、可能做什么，并不等同于解释人类实际做什么。光是证明人有杀人的能力，并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犯了谋杀罪。尽管证明嫌疑犯具有一定的作案动机确实有所帮助，但却不足以证明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谋杀犯。
我们必须小心，要注意以上理论永远不能被用来证明神不存在。不过，当无神论者听到有神论者说，宗教存在的唯一解释就是神的存在，这些理论倒是无神论者的好助手。用本章罗列的这些理论，可以很好地反驳有神论者的论点。宗教的存在显然是有其他理论解释的。
实际上，上述所有理论都跟神存在与否的问题无关。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其他人并 非在证明神不存在，他们的论点已经假设了神不存在。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神存在吗？他们是在处理另一个问题：既然神不存在，为什么会有宗教？（如果真的没有神，他们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人类和宗教现象就很有价值了。）有神论、无神论根本就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真正关注的是：人为什么会信神？终极问题并非人为什么会恐惧因存在而有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宇宙间会有一群思考的人，而他们在担忧存在问题？
证明人渴望神，并不能证明神是否存在。除非我们首先证明一个原则是有效的：任何人类渴求的事物都是存在的，或是任何人类渴求的事物都不存在；否则上面的理论根本没有触及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些心理分析始于也止于心理层面，它们可能让我们对人的心理有所认识，但对于神的存在却什么也没说。有趣的是，当今许多自诩开明的思想者， 都将自己的不信或不可知论建立于上述理论之上，而实际上这些理论根本就没触及神存在与否的问题。这些宗教批判理论被一再重复，以至于它们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的教条。（那些自诩自由开明的学者，经常批判基督徒固守教条，然而非信徒貌似也有自己的教条。）
有必要指出一点，传统有神论并没有将神存在的论证根基放在人类的宗教现象上。对于有神论者而言，知道自己并不孤单算是一种安慰，然而在争论意义上，宗教只能证明他们的信仰真实存在，而不能充分证明神的存在。如果无神论者可以证明有神论者提供神存在的唯一证据就是宗教现象，那么有神论者就绝对站不住脚跟了。
还有一点也需要注意，弗洛伊德和其他思想家所做的，是在有神论者对于宗教的解释之外，提出宗教起源的一些其他解释。证明人类有能力伪造宗教经历是一回事，证明宗教经历确实是伪造的则是另一回事。声称人有可能出于心理需求而发明宗教是一回事，声称宗教确实是人的发明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涉及到人的心理和智力能力问题，后者则涉及客观历史问题。弗洛伊德论到起源时，他是把自己当做历史学家来写作，而非心理学家。我们知道他有做心理学家的能力，但他实在是没有能力胜任一个历史学家的角色。
我们下面将看到，所有这些伟大思想家的理论都存在局限。
弗洛伊德的局限
弗洛伊德证明了人存在宗教维度的需求，这一点对于学界很有帮助。他又将人类的罪咎感现象与宗教意识联系起来，这个贡献比前一个更大。大自然的确威胁到人类的生 存，使人焦虑和恐惧。大自然的威胁诚然因着人格化而有所缓解，宗教也确实为人提供了恐惧中的安慰，成了人的一个优先选项。这一切都可能是真的，但果真如此，我们也不能得出结论说，宇宙间不存在具有安慰性的实际，例如一位神。我并没有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结论，但无数人都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得出这个结论，且不断有人这么做。一位慈爱的父神的确可以吸引人委身宗教，但另一方面，一个愤怒的父神也可以刺激人走向无神论。弗洛伊德本人就坦率承认，他自己跟父亲之间一次不愉快的冲突，可能导致他倾向于排斥和反感“父神”这个意象。
费尔巴哈的局限
跟弗洛伊德一样，费尔巴哈也对人类的宗教现象贡献了自己的洞见。他让我们关注到人的一种倾向：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将自身的特征和属性赋予他们的神明。人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宗教偶像，基督徒对这种倾向毫不惊讶。每一个有神论者，都当仔细留意人类宗教实践和宗教艺术中流露出的骄傲与自大。然而，费尔巴哈的理论只是教给我们一些关于人类的事，对于神的存在与否却没有触及。
马克思的局限
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判不仅对无神论者很有意义，对有神论者也是一样。宗教被利用来操纵和剥削穷苦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堪称先知。马克思关于劳动和经济的一些洞见具有长久的价值，自马克思以后，没有人能忽视人类劳动跟人类历史之间的密切关联。宗教确实经常被用作群众的鸦片，作为有权有势的人剥削穷人的工具。然而，尽管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洞见十分深刻，对于神存在与否的问题，却也是毫无贡献。大部分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毫不迟疑地承认宗教机构的腐败和堕落，它们沦为剥削、操纵和各种邪恶的大本营。然而，人可以为了社会经济目的发明宗教，这个事实并不足以证明人确实这么做了。又或者，即使可以证明有些人、甚至大部分人真的为了这些目的“发明”了一个神， 也不能证明所有人都这么做。
尼采的局限
尼采很少在有神论者中间引发矛盾情感，他对基督教的敌意实在太大，以至于信徒很难不带着怒气去讨论他的生平与著作。他的洞见和激情让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激情。如同基督徒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尼采对体制宗教发起的批判，是我深深感激的。他描述了欧洲社会的堕落景况，尤其是道德层面的堕落，这种描写是很有价值的。英雄式的道德勇气经常让位于小市民式的安稳，这一点诚然是真的。如果人生终极意义上没有价值，人类的基本特征真的是权力欲，那么尼采就给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不但应该弃绝神，而且应该彻底否定宗教。如果人类的宗教性仅仅是为了逃避承担勇气的重担，那么我也赞同彻底废除宗教。不过我得再次强调，这些理论并不涉及到神存在与否的问题，尽管它们对于人类的宗教举止有着严肃的声讨。
分析人类心理需求对于宗教的意义，尽管在解释人类行为上有其价值，但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却不能由这些分析来解决。光是分析人类希望什么是真的、不希望什么是真的， 永远不能决定到底什么才是真的。
当然了，确实有很多人将自己的无神论建立在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其他人的心理学理论上。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人的不信反倒是深深根植于人的心理需要，比起宗教的心理学依据，不信的心理学证据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