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类的自治之梦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英国圣公会牧师初次访美。他去了费城，花了一下午在各种古董店闲逛，特别注意到革命时期的纪念品。有一块老牌子上刻着一句革命战争宣 言，让这个英国牧师吃了一惊，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在这里不侍奉任何君主！”这句话是美国自由观的象征，他在其中看到了一种对一切主权权柄的反感和排斥。这个国家珍视自由高过一切，宁死不屈，一定很难接受任何人宣称具有绝对主权，神也不例外。新约的一个核心意象是神的“国”，这个观念挑战着基本的美国思维。君主政体挑战着我们民主政体的基本原则，即使是基督坐在宝座上也不例外。
美国思维对于主权的排斥与反感，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教会对于基督教的简化，即将之降低为一种孤立的“属灵”民生问题。美国似乎存在一个系统性的封锁过程，将神的权柄安全地限制到一周一天，并限制在文化中的一种结构以内。成为一个“在神之下”的国家，并不包含政治领袖服从神的权柄。政教分离已经不再只是两个地上的机构进行劳动上的分工，在两个不同领域服侍同一位神；相反，政教分离已经变成了政府与神分离。结果，神的权柄被局限到宗教人士的“心灵领域”。只有在竞选演说、就职典 礼、白宫里的崇拜和国家葬礼上，政客们才会做做样子，对神表示一下敬意。政府信条和公共声明公开地承认神的存在，但却系统性地规避神的主权，将之局限于教会领域。美国最高法院或是参议院并不会放胆宣告神的主权，我们国家唯一能忍受的王国，就是由全民公决统治的王国。神没有否决权，他的权柄不是最高的主权，而是必须服从于流行民意的裁决。美国的法律并不旨在体现神的公义原则，而是旨在取悦和安抚各种游说团体，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正如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形容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一个“不作为”的神，虽然统治，但却不治理。美国文化也希望神徒有统治之名，而不具有真正的主权。
即使在宗教圈子里，我们也能看到一种失衡，相比基督是主，人们更强调基督是救主。悔改的呼召被称作“邀请”，神凭他的主权要求人悔改和顺服基督的权柄，但福音布道者却礼貌地“邀请”人悔改。“邀请”意味着人有拒绝而不受惩罚的权力，邀请意味着一种选择，而非一种义务；一种机会，而非一种职责。但神的命令并不是邀请函，不会带着“静候回复”的字样。人的确有拒绝神命令的“能力”，但却没有拒绝的“权力”。
美国文化下，神的主权这个概念不仅在世俗领域发生短路，而且在宗教领域也是一样。神并非基于行政主权而治理，而是必须看人的脸色，指望大众的意见和认同。新教基督教曾经在“唯独圣经”问题上冒着不合一的风险，坚持圣经代表神的至高权威，如今，人们对这种权威又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自由派神学院的教授呼吁“学术自由”，意图重新定义称义，脱离传统信条的标准。教会领袖诉诸“教会的鲜活传统”，作为解决圣经议题的委婉说法。使徒保罗的权柄曾一直被视为从神而来，如今他的教训却被怀疑只是一世纪男性沙文主义的体现。许多女权主义者，都将保罗视为女性追求“解放”路上无法忍受的障碍。总而言之，现代的“解放”意味着教会和国家联合起来敌挡神的主权。
当我们察看导致人不再敬畏神的主权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必须考虑到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对我们文化的影响。论到人类自由和权柄，尼采、萨特、加缪、海德格尔和其他哲学家曾写过许多严肃作品。
尼采的自由观
尼采跟基督教的矛盾常常围绕着基督教的道德，他对基督教的抨击中，最激烈的就是针对道德。他认为，基督教流传下来的“奴隶道德”败坏了他的时代。他说：“今日的基督徒之所以不将我们绑在柱子上焚烧，不是因为他们的爱，而是因为他们的爱无能。”1 他又写道：“基督教让爱神饮下毒酒，他虽然没死，也已经沦为了恶习。”2 基督教伦理强调温柔与同情，剥夺了人表达权力意志的自由，制造出尼采称为的“奴隶道德”。不存在保护弱者、保障公义的上帝，但人仍然宣称他是存在的，因此让温柔看起来像是一种祝福。但既然这样的神并不存在，又何必鼓吹温柔呢？尼采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张：如果没有神，凡事都可行。保罗·鲁比切克（Paul Roubiczek）评论道：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基里洛夫认为没有神，他的结论是：“如果神存在，那么一切都是他的旨意，我无法逃避他的旨意。如果他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我的旨意，我只能体现自我意志……如果没有神，那么我就是神。”亦或者，如同尼采所言： “如果真的有神，我又怎能忍受自己不是神呢？因此，没有神……”人被剥夺了神性，因此不得不寻求一度被视为神性的权力。
为了填补一个没有神的宇宙存在的虚空，既然这样的宇宙完全摒弃了传统、道德和权威（虚无主义），尼采就提出了“生物英雄主义”的主张。当价值不复存在，人必须创造自己的价值。自由既然不在于屈从于奴隶道德，那么活出勇气的道德先锋可以达成一种主人道德。尼采论到这样的先锋说：
相信我吧！要想获得最伟大的丰收和喜乐，秘诀就是：危险地活着！在维苏威火山上建造你的城市吧！将你的船驶入未知海域！与你的朋辈为敌、与你自己开战。你们这些热爱知识的人，要是不能做知识的主人和统治者，就要做一个掠夺者和征服者！很快，你们再也不需要做一只躲在树林里的惊恐的小鹿。最终，你对知识的追寻会有结果，这知识会占有和支配其他事物，你也是它的同伴。
先锋精神在尼采描绘的“超人”形象中达到顶峰，超人战胜和取代了虚假之人的软弱，他不顺从他人的命令，而是追求自治、创造自己的价值。他将衰落基督教的“奴隶道德”替换成自己的“主人道德”，超人跟历史基督教之间没有和平共存的可能。在尼采体系中，神的存在妨碍了人达到一种真实存在的境界。基督教的神就好像对超人有致命打击的氪星石，基督教的神必须死去，否则他就会持续阉割真实之人的潜能。我们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读到：
这就是伟大的正午：当人站在动物和超人的中间，庆祝自己的旅程迈入崭新的黎明……如此，人就可以进行自我祝福，因为他要走向超人的那一方，他那知识的太阳将停留在正午。当我们抵达那伟大的正午，让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心声：“诸神已死：如今我们想要超人活着！”
因此，基督教的神治伦理冲击着人的自治之梦，神的统治威胁到人想要自治的欲望。如果神存在，那么人就不能成为自己的律法。如果神存在，人的权力意志就注定要与神的意志发生冲撞，对于超人的欲求而言，神的主权是一个无法征服的威胁。如果人要获得自治意义上的自由，那么神就必须死。
关于尼采个人对于神存在的态度，存在无数的讨论。我们在尼采的人生中一再看到一种折磨他的矛盾情绪，人生早年，他写过一首名叫“致未识之神”的诗，其中写道：
我必须认识你，未识之神，你搜寻我灵魂的深处，如同风暴一般席卷我的生命。你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然而却是我的同胞！我必须认识你，永远侍奉你。
尼采年轻时渴望侍奉神，很显然，这种感受一直萦绕着他，直到坟墓。他的哲学著作背叛了他的内心，他明显有一种“踢赶牛刺”般的痛苦，导致他产生了与基督同等的幻 觉。他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看这个人》，借用了本丢彼拉多指着耶稣说的话。精神崩溃后，尼采在信的末尾会署名“那钉十字架者”。对于尼采来说，对自治的追寻以疯狂告终。他将自己的船驶入未知海域，却彻底沉没。他将自己的房屋建造在维苏威火山上，最终被火山烧灭。